这一次，“产品经理”陈思诚失灵了？ -

近年来，观众对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的“反转”叙事模式已产生审美疲劳。《恶意》作为陈思诚执导的最新作品，尽管尝试以坠楼案为切入点探讨信息碎片化对真相的扭曲，但其薄弱的悬念设计使剧情发展早早显露出套路化痕迹。对于具备一定观影经验的观众而言，案件真相在片中多次被提前暗示，导致后续的叙事反转沦为无效操作，难以激发观剧期待。该片作为陈思诚工业化制片体系的又一产物，虽延续了其擅长的社会议题探讨与情绪宣泄导向，但此次市场反响却与以往形成鲜明对比。上映期间，《侏罗纪世界：重生》《F1：狂飙飞车》《名侦探柯南：独眼的残像》等外片持续挤压票房空间，首周末两天仅收获7542万元票房，其中3352万元来自前期点映，整体表现显然未达预期。

电影《恶意》目前面临三部进口影片的竞争压力，其在猫眼平台的预测总票房为2.7亿元，相较于陈思诚过往作品出现明显下滑。导演曾在采访中表示："这个故事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反派，但或许每个角色都暗藏恶意。"这种将观众纳入叙事框架的设定，本质上是对观影群体的隐喻式批判，当创作者将目标受众视为潜在对立面时，这种设定容易引发不适感。

影片开篇通过张小斐饰演的记者叶攀在演讲中提出的道德困境——"若点赞突破百万，罪犯将死，你是否会按动屏幕？"迅速抓住观众注意力。随后展开的双人坠楼案件，围绕"真凶是谁"的悬念展开叙事。梅婷饰演的母亲尤茜从"慈母"到"恶妇"的舆论转折，精准映射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偏见与审判。影片采用"罗生门"式多视角叙事，试图揭示网络暴力的本质，但过度依赖反转剧情导致角色动机逐渐失焦，反而稀释了原本深刻的议题表达。

影片中三位女性角色深陷网络风暴，其身份与动机的频繁转变，虽在短时间内为观众营造了廉价的戏剧性冲击，却掏空了故事本身的情感内核。尤茜因失去女儿而将罪责归咎于护士李悦，后者随即被网暴揭露其过往劣迹——抽烟、酗酒、文身，以及涉及他人家庭的丑闻。然而真相浮现，李悦实为无辜。尤茜为何执意捏造李悦导致女儿坠楼的罪名？其动机缺乏合理性，更像是为迎合剧情反转而存在的设定。

影片结尾，叶攀选择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将舆论焦点转嫁自身，意图终结网络暴力事件，然而这一情节的转折显得牵强且缺乏逻辑。实习记者晨晨通过恶意剪辑视频实施‘复仇’计划，其角色‘黑化’的处理方式明显是对观众认知的挑衅。最终，制造网暴的‘恶人’以新生代身份跻身媒体平台，这种结局与电影所批判的网络暴力及媒体乱象形成尖锐讽刺，暴露出影片价值体系的混乱。

《恶意》的技术层面或许无可挑剔，视听语言与叙事节奏达到工业化制作的平均水平。但正是这种‘合格’的表象，使其滑入‘为反转而反转’的叙事陷阱。当创作者沉溺于诡计堆砌的迷宫，试图用密集反转吸引眼球时，影片原欲探讨的社会议题反而被边缘化。对网络暴力的批判沦为形式，人物逻辑与情节连贯性被反复破坏，角色沦为推动剧情的工具。

近年来，观众对‘反转’这一套路已感到审美疲劳。《恶意》的悬念设置较为薄弱，具有一定观影经验的观众往往能提前识破叙事逻辑，预测坠楼案真相，使得影片的多次转折失去实际意义，也未能引发真正的惊喜。这种过度依赖叙事技巧的创作方式，最终暴露了影片内核的空洞与虚伪。

陈思诚的创作模式犹如一位惯于打磨固定模板的匠人，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“反转”叙事已演变为标志性创作特征。从《唐人街探案》系列的悬疑喜剧，到《误杀》系列对经典作品的改编重构，这种对情节颠覆的依赖性已渗透至其创作基因。然而当这一擅长制造戏剧冲突的技巧被强行移植到现实题材时，其局限性便显露无遗——不仅消解了社会议题的深刻性，更将本应引发思考的现实问题异化为智力游戏。随着叙事套路不断冲击观众的认知阈值，所引发的已不仅是审美疲劳，更是对创作者真诚度的根本质疑。《恶意》中密集叠加的剧情转折，恰似网络暴力传播机制的某种隐喻：两者皆回避了人性与社会的复杂性，只追求表面的刺激性呈现。当电影陷入“为反转而反转”的创作泥淖时，其对网络暴力的批判性表达最终沦为悬浮的空中楼阁。正如影片中一位旁观者的质问：“你天天反转来反转去，不累吗？”喜剧演员的转型轨迹也昭示着行业变化，张小斐自《你好，李焕英》后已突破传统形象，在《热辣滚烫》中塑造了性格鲜明的妹妹角色，通过《拯救嫌疑人》涉足犯罪悬疑领域，实现了从喜剧人到多面手的转型。然而在《恶意》中，她饰演的媒体人叶攀仍受限于剧本框架，角色发展空间被压缩，最终的自我救赎显得仓促而单薄。梅婷所塑造的尤茜同样陷入符号化困境，角色始终被困在“疯母亲”的刻板印象中，未能展开更具社会深度的探讨。黄轩饰演的警察梁关则几乎沦为功能性配角，其存在的唯一价值在于通过塔吊摄像头完成技术性任务，而与叶攀强行绑定的夫妻关系更显牵强附会。

若认为几位主角的表演受限源自剧本缺陷，那么配角的集体失控则明显源于选角失误。影片汇聚了庞大的喜剧阵容：包括相声演员孙越、脱口秀演员何广智与王冕，以及来自喜剧大赛的土豆、吕严、詹鑫、雷淞然、张祐维、李逗逗和酷酷的滕等。这些喜剧人如同进行‘集体演出’，被安排在影片中担任自媒体从业者、直播达人等角色，成为舆论狂欢的推手之一。电影旨在探讨普通人如何沦为网络暴力的帮凶，但喜剧演员的加盟却使这一议题异化为一场全民狂欢。影片对自媒体及网络暴力推动者形象的塑造流于刻板印象，并以夸张的戏剧手法进行放大。因此，影片对网络暴力的呈现本质上是虚假的、口号式的、符号化的。当一群以娱乐观众为职业的喜剧演员齐聚荧幕，其滑稽的表演风格与浮夸的肢体语言，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这一严肃主题的深度。喜剧元素与严肃题材的严重错位，使得原本应具批判力度的社会议题沦为尴尬的类型混搭实验。

多部喜剧演员的参演使得原本严肃的议题呈现变得荒诞化。例如当叶攀被不实指控为“杀人记者”时，本应引发深刻社会反思的舆论逆转，却因配角的夸张表演显得滑稽可笑，削弱了事件的严肃性。尤茜这一角色的原型源于武汉一位因舆论攻击而选择跳楼的母亲（丧子后因妆容遭受网络暴力），其天台戏所承载的绝望与悲剧情绪穿透银幕直击人心，但随后自媒体人插科打诨式的展现，却让这种沉重氛围被强行切换为轻松模式，观众短暂积累的共鸣瞬间瓦解，社会现实问题的表达也因此变得支离破碎。此外，剧组成员各行其是的表演方式，导致整体呈现出现风格混乱。原本应统一于凝重现实基调的影片，在喜剧演员的加入后逐渐崩塌，仿佛同时播放两部质地迥异的电影——一场是坠楼事件带来的哀悼，另一场则是充满戏剧张力的轻喜剧片段。银幕被切割成黑白分明的两个场景，悲剧与喜剧交替上演，形成强烈的情感撕裂。这种割裂最终导致影片既未能实现商业爽片的娱乐效果，也未能对网络暴力本质进行深入剖析。选角的失衡直接拖累影片的核心表达，其消解的不仅是艺术呈现，更是社会批判的力度。以类型片的娱乐外壳包裹尖锐议题，最终沦为一种安全的商业策略。当观众成为“反派”时，陈思诚凭借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，将功利主义应用至极致，因此被冠以电影“产品经理”的称号。《误杀》系列、《消失的她》、《三大队》等作品，均紧贴观众情绪曲线，既获得市场热度又引发社会讨论，成功点燃电影市场。改编成熟作品是其重要创作手法之一，《误杀》源自印度电影《误杀瞒天记》；《误杀2》改编自美国电影《迫在眉梢》；《消失的她》则脱胎于前苏联电影《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》；《三大队》基于纪实文学《请转告局长，三大队任务完成了》。而《恶意》虽改编自韩寒发起的“故事大爆炸”征文大赛一等奖作品《恶女阿尤》，但片名却易引发对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同名小说的联想，实际并无关联，这恰恰反映出陈思诚在创作策略上的精明考量。

截至7月7日，《恶意》的票房表现引发了广泛讨论。陈思诚擅长打造引发热议的题材，其作品常以高强度冲突和高概念设定吸引观众，这也让部分影迷戏称“千万别让陈思诚看到系列”。实际上，《恶意》的叙事框架与《误杀》IP存在高度相似性，若将其纳入续作体系，改编为《误杀4》亦可成立。导演团队显然试图延续前作的成功模式——将犯罪悬疑元素与社会议题相结合。然而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，此次《恶意》的叙事策略遭遇挑战，核心问题在于缺乏明确的反派角色。此前陈思诚的电影中，观众能够通过主人公的视角产生共鸣，这种情感联结有效驱动了票房增长。而在《恶意》中，所有角色均呈现出复杂的灰色特质，正如李庚希饰演的晨晨所言：“被网络放大镜检验过后，没有谁是一尘不染的。”这句台词揭示了影片的核心隐喻：在碎片化信息环境中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恶意的传播者，网络暴力的共谋者。观众在银幕前，或许正是故事的潜在反派。

当观众被"谁是真凶"的悬念牢牢吸引时，影片却选择性忽略了网络暴力背后更值得探讨的社会命题——诸如群体心理的非理性流动、互联网平台的监管真空、法律与伦理边界的模糊等。这种对复杂社会结构的回避，将问题过度简化为个体责任的追究，实质上是对观众认知的轻慢。而作为影视产业的核心受众，这种轻慢行为正在加剧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认知鸿沟。同期上映的《无名之辈：否极泰来》与《恶意》则形成鲜明对照，二者均采用多层反转叙事构建"楚门的世界"式困局，让主人公在似是而非的审判中迷失，最终揭示观众自身才是被操控的主角。在暑期档电影市场中，备受期待的《酱园弄·悬案》已呈现口碑衰减态势，而《恶意》这样的种子选手也未能打破票房困局，这种集体性失焦现象正在动摇整个暑期档的热度基础。